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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转型到宪政转型

关键词： 转型    市场经济    宪政    法治社会    民主政治                                          

张剑荆（北京）
 
“历史三峡” 

历史学家唐德刚有“历史三峡”一说。他认为，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转型，是中国历史上
“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这次转型“大致也要历时200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
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
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不过不论时间长短，‘
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晚清七十年》） 
这是一个颇有眼光的判断。他把这第二次转型称为“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也是准确的。
确实，绵延200多年的大转型，其实质乃是政治社会制度的转型。 
据此，笔者认为，可以把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这次转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帝国转型时期，最后的结果是：国家在帝国解体后陷于军阀混战的大崩溃状
态，这一阶段持续到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成立。同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对应事件是1929年西方
世界经济的大崩溃。世界进入到一个强国危机和两极世界开始形成的时期。这一阶段历时
90年。 
第二阶段，从1930年开始到冷战的结束，即1991年。这是国家主义转型时期。民族国家的
建设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在这60余年间，中国一直处于两种类型的国家模式冲突之下
，即先是德国、后是苏联模式与英美模式的冲突和争夺。在这一时期的后期，中国开始了
更加积极的而且主要是和平的探索。中国的改革探索终于做出“同世界接轨”的选择。中
国的选择对于终结冷战，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阶段，全球主义转型时期。从1992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将一直持续到中国建立起
来稳定的、普世的宪政体制为止。稳定、富强、民主和自由的中国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在
世界上的崛起。这一时期将持续到21世纪中叶以后，大致需要花费60年以上的时间。 
而中国转型的独特性在于，在每一历史时期，转型都是一场没有完成的事件。帝国转型失
败了，国家主义转型也没有完全成功，“革命尚未成功”既是孙中山先生的遗言，也是中
国命运的谶语，可以说是对中国转型过程的恰当描述。其结果是，当我们进入全球主义时
期的时候，我们还不得不处理其史前时期的问题。不得不继续同那些未终结的幽灵周旋。
这些先前时代的幽灵就像马克思描述的那样，时常穿着新的衣服，来到我们身边，与当代
人迫切的议事日程一道，占据着显要的位置。 
这里，我们触及到了中国问题的核心：中国的转型是多重转型的结合体。它从来就不是单
一的。所有的问题，几乎都纠缠在一起。 

市场化转型并没有削弱国家权力 

如果要概括这些转型，那么可以这样说，其间的关键便是宪政转型。 
世界银行描述的转型过程，包括两个方面，即所谓的工业化转型和市场化转型。这是对于
中国转型的权威描述。就社会主义经济的转变而言，这种影响广泛的观点，可以称之为“
市场转型论”。在中国学者的思想中，市场转型论是十分普遍的，他们总是认为，市场化
能够自动地消除政府权力，推动着政府权力去顺应市场化的内在需求。中国25年的转型证
明了，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事实是：官员的权力和特权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在增加。
随着市场的扩张，产生了新的经济角色，从而出现了新的权力形式，新的权力形式使干部
保持甚或扩大了他们的利益，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使那些干部进入新的经济实力集团。 

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假定，市场经济是特征明显的一种经济体制，也就是说，存在着一种完
全形态的市场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也是一个目标明确的转变。在中国经
历了25年的转型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常识却是错误的：转型确实在发生，我们的目标也
确切地被界定为是市场经济，可是，正如我们曾经建设过社会主义一样，我们正在抵达的
地方是市场经济吗？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最终到达的可能并不是我们宣称的那个
地方，正如哥伦布本来是要去印度，结果却到了南美洲，并把南美洲误认为是印度一样？
 
我们从20世纪90年代改革中得到的教训就是：概念化的市场化转型，对于最终的结果，并
无约束作用，也就是说，目标对于结果，并无约束作用。 
因此，要成功实现向市场的转型，就需要比世界银行的描述更多的东西，需要比市场转型
更多的东西。比市场更重要的东西，是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是民主化和法治结合的宪政建
设。 
“摸着石头过河”是对中国改革的描述。经济学家把这种形式的改革称为“渐进主义”。
根据这种改革战略，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通过渐进的办法，最后总能实现经济的市场化和
政治的民主化。宪政秩序会自动浮现。萨克斯等人批评了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转轨的核
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向一个公正、透明、稳定和确定的宪政规则转轨与双轨制不
兼容，双轨制以任意决定的政府权力和不公正、不稳定、不确定、不透明的游戏规则为特
征。前者要求政府对游戏规则的可信承诺，而后者却以政府对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为特
征。双轨制也使下列安排制度化了：政府官员同时是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仲裁者和参
与者。这与必须使他们分离的宪政原则不兼容。 
双轨制条件下的市场化转型，并没有削弱国家权力，国家配置资源的权力虽然在不同程度
上被取代，但是，国家权力本身仍然是最重要的资源，所谓的市场配置资源，变成了市场
对权力的追逐和肆无忌惮的收买。 
在中国提出市场经济之初，人们对于腐败尚抱有十分宽容的态度。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腐
败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用不了多久，市场经济就会建立起来。而腐败则是赎买特权阶
层的垄断权力的一种方式。但是，根据宪政转型的历史经验，基于两个原因，腐败不是达
至宪政秩序的一种有效方式：第一，基于腐败的不成文合同不容易执行，因为对于出卖政
府官员控制权的收益权没有合法的界定；第二，对腐败的容忍将产生创造政府官员更多控
制权的“激励机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进程显示，贪官是没有被喂饱的时候的。
人们用前赴后继来形容贪官们的腐败。 

中国转型的实质是宪政转型 

只有通过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替换，才可能使中国的转型走上正途。 
改革以来，中国对于宪政规则的改进是很重视的。每一次党代会都要提出修宪的建议。但
是，作为宪政核心的对于权力的制约，却并没有得到重视。改革以来，比较强调法治，一
再重申“依法治国”。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吴敬琏等学者开始区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
市场经济，认为好的市场经济就是有法治的市场经济。但是，宪政的问题仍然未能进入议
事日程。只有法治显然还不是宪政。因为，法治固然也能对权力形成制约，但是，法治如
果没有民主作前提，法就有可能是个别利益集团主导下制定的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
恶法。正如法学教授江平所言：“从市场经济到法治社会必须经由民主政治的环节，即市
场经济中所形成的各种利益诉求并不会自动而是要首先转化为某种政治力量时才能在法律
中得到反映。中国已经提出了建设市场经济与法治国家的目标，但是如果没有民主政治的
媒介，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是法治经济，这样的市场经济也是难以成功的。” 
这里触及到了中国转型的实质。这一转型，就其根本，是宪政转型。如果没有宪政转型的
顺利进行，市场转型将不可能最终成功。■

【作者: trijif】【访问统计:】【2005年11月17日 星期四 22:23】【 加入博采】【打印】